有人說：粗話是弱勢者無助的嘆息。以我的體會，粗話是「無路用人」可憐而卑微的精神武器。粗話確實也是一種暴力，確實惹人生厭、不舒服。但我要強調，講粗話和個人修養有關，和人格高尚與否，絕對沒有必然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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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以「吾鄉印象」系列組詩，和管管同時獲得吳望堯基金會設置的第二屆現代詩獎。
當年還很少文學獎，較容易引人矚目；更重要的是這個獎項的執行者，評審委員之一詩人張默，做事風格非常認真用心，從通知得獎到頒獎典禮那段時日，不斷接到相關訊息，提醒我得獎的榮耀。頒獎典禮辦得十分盛大隆重，多家媒體來採訪、報導，鎂光燈閃不停，感覺很受到重視。頒獎典禮後，寄來乙套整理好的照片，保存光采畫面。
評審委員選了我一首詩：「雨季」，做為代表作，刻在獎牌上。這首詩分為四節，每節最末一句都以「伊娘──」開頭。
伊娘──這款天氣
伊娘──這款日子
伊娘──這款人生
伊娘──總是要活下去
主辦單位要我上台領獎時，朗誦這首詩，透過某家電視台「實況轉播」，「伊娘──」小小流行了一陣子，成為幾位文友和我之間談話、問候的親切語助詞。
我以台語朗誦，確實有特殊韻味、特殊效果。數十年來在很多演講場朗誦這首詩，聽眾都覺得很有趣，頗受歡迎。似乎成為我的「招牌詩」之一。
這首小詩先單獨發表於1970年屏東農專校刊「南風」。1972年8月〈幼獅文藝〉以單排形式刊出我十三首「吾鄉印象」系列組詩，「雨季」即為其中之一，可以看做「吾鄉印象」這組詩作最初始的原形。
當初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寫下這首詩，幾乎完全背反那個年代晦澀當道的現代詩風，尤其是「伊娘」的起始句，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其實原先是寫三個字，也就是通稱的三字經，我再三斟酌，理智上期期以為不可，感情上實在捨不得放棄。
如此困惱了好幾個月，反覆推敲，有天夜晚躺在床上，望著窗外的月光樹影，久久不能入眠，忽然靈光一閃，有如神明來指示：那還不簡單，把第一個字動詞去掉，只保留「伊娘」二個字，也不要再接什麼名詞、受詞。我豁然開朗，一躍而起，太好了，就是這樣，沒有任何指涉，單純是一種發語詞、感嘆詞，可以隨著聲調變化表露不同情緒。
若是音調壓低，如「伊娘，這款人生」是無奈、怨嘆；等同唉；若是音調上揚，如「伊娘，怎樣」是挑釁，不服；如「伊娘，這款人」是憤慨、不平；若是音調平平，如「伊娘，人生海海」，則是些許喟嘆又有些看開的人生哲理。
而且，伊是他，又不是罵你。我有時候會自我膨風一番，「雨季」這首詩所以普遍受歡迎，別小看「伊娘」的奧妙呢，當年若不敢使用這個語詞入詩，不可能如此適切表達那個時代農村農民的生活情緒，但若直接使用三字經，則廣大讀者勢必難以普遍接受。到了八○年代，鄉土文學興起，我曾讀過多首使用三字經、乃至五字經、七字經的詩，顯然反應不良，還受批評，這不只牽涉詩境貴在含蓄，語言收放之間的拿捏，有很大差異吧。
2
我之說為「台語」，是依「約定俗成」的稱謂，不牽涉任何意識型態。台語是我們這一輩約占百分之七○以上的台灣子弟，從幼至今共通的習慣用語，有人則認為這是「語言霸凌」，主張非改為「閩南話」不可，亦即認同乃是中國的「方言」之一。
怎樣的霸凌？誰霸凌誰？各有不同情況的「委屈」吧？
國民政府來台，全面推行國語政策下，大多數老師都超乎認真，執行得很徹底，鄉野學童從小為了「講方言」受盡罰錢、罰站、挨打、掛狗牌等屈辱，平素語言表達吃大虧，連相罵都只會重覆「怎樣啦」，在老師面前結結巴巴講不清；語言壓抑，常內化為潛意識的自卑、自我歧視。
我的成長時代，農村社會，鄉民普遍木訥寡言，不擅言詞，不懂得講什麼大道理，生活中又有許多氣憤不平與無奈，三字經成為最直接最簡便，發洩情緒的語言。只有動詞的一字經或「伊娘」二字經，固然也通用，但還是以三字經最普及，平常講話，不經意就會講出口，即所謂的「口頭禪」，沒任何意涵；吵架時更不可免，五字經、七字經都紛紛出籠，人人習以為常，聽而無聞，並不覺得有何刺耳。在這樣背景下長大的台灣子弟，誰沒隨口說過三字經呢？
然而等到我去縣城讀中學，不少同學因為這個口頭禪，吃了不小的苦頭。
我們路途較遠的同學，住在學校宿舍，管理舍監是位童軍老師，規定非睡覺時間不可關起房間門。初二時有個假日晚上，無須晚自習，幾位留宿未回家的同寢室室友，關在一個房間內玩撲克牌。有位同學惡作劇，在外面關掉電燈總開關，霎時一片漆黑，挨大家一陣臭罵。
隔了不久，電源又被關掉，房間內又一陣漆黑，有位施姓「牌友」大罵聲：幹你娘，誰又在作怪。房門立即被踹開，童軍老師怒氣沖沖出現，確定是施姓同學罵人，捉起來拳打腳踢，一面打一面怒吼：你敢罵我娘，你敢罵我娘……。
多麼堂皇正當的理由拳打腳踢，施姓同學只能唉唉叫，無從申辯。
高中三年級，我當班長，某節自修課，幾位同學在鬧矇眼猜謎的遊戲，有個王姓同學被矇眼很不爽，隨口而出：幹你娘，叫你不要來。這時正巧教官走進教室，走到這個同學後面，誤以為是衝著他，拳頭立即捶向這個同學的背部，咬牙切齒講一句：你敢罵我娘，再捶一拳。
我這位同學得過全縣健美比賽冠軍，即通稱的健美先生，體形魁梧，家庭背景又有些勢力，倏地站起來，握緊拳頭，怒眼面向教官，教官見狀，拋下一句：你到訓導處來。轉身離去。
我看情勢不對，也陪同這位同學去見教官，試圖向教官解釋，這只是口頭禪，沒有什麼惡意，何況，我保證不是針對教官。教官執意不聽，臉色難看，一口咬定我的同學罵他娘。
我這位同學很不甘心，逕自離開辦公室，回教室背起書包回家去找人來理論。當然是不了了之，拳白挨，又留下辱罵師長的罪名。不然要怎樣，又能怎樣。
3
伊娘，等同於他媽的，他奶奶的；Ｘ你娘，等同於Ｘ你媽……以此類推，統稱為粗話。每個民族每種語言，都有形形色色的粗話或髒話，都有所謂的三字經，本應同等看待。但在台灣社會很奇特，其他語言的三字經，顯然遠遠不如台語三字經那麼敏感、那麼犯禁忌；特別是在抗爭場合或選舉造勢場，面對龐大的體制暴力集團，激憤情緒下，脫口而出從小熟悉的這句「母語」，可慘了！在媒體聚焦反覆重播，眾多名嘴群起而攻之，正義凜然的圍剿下，彷如罪該萬死，人品毀於一旦。
個人失節事小，更慘的是，連累整個陣營一起拖下去，順勢打成「一丘之貉」，都是如此卑賤下流。
卑賤下流還沒關係，最可怕的是，抗爭的焦點被粗話所取代而被邊緣化、被模糊化，甚至完全轉移；例如挾開發為名，強徵土地、被迫離開家園的農民，逼不得已站出來抗爭，悲憤至極，講了一句粗話，就被指稱為「暴民」，什麼訴求都變成非理性暴力，什麼道理都徹底輸掉無地講了。
講粗話和做惡事，哪一種可惡？一句粗話和一件惡事熟重？如果這句粗話是針對這件惡事而發，只指責這句粗話卻放過指涉的惡事避而不談，不去探究癥結何在，不知是基於什麼邏輯？是何其弔詭不可理喻。
有人說：粗話是弱勢者無助的嘆息。以我的體會，粗話是「無路用人」可憐而卑微的精神武器。「厲害」的人罵人何需用粗話？
世間可憎、可惡、可恨、可怕的語言不計其數。比起許許多多冷嘲熱諷、尖酸刻薄、惡毒造謠、煽動仇恨，乃至替當權塗脂抹粉，謊話連篇的學術研究；縱容摧殘環境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矇蔽良知充當護航……等等知識人伶牙俐嘴的語言，冠冕堂皇傷人、害人、坑人、蹧踏人性於無形。粗話、台語三字經，看似很「強」，往往只是逞一時之快，是多麼卑微而無力呀！殊不知有句台灣俗諺比喻傳神：「強」驚「凶」，「凶」驚「無天良。」（再強的人也強不過橫霸者，再橫霸也強不過沒天良者。）
粗話確實也是一種暴力，確實惹人生厭、不舒服。但我要強調，講粗話和個人修養有關，和人格高尚與否，絕對沒有必然關連。
一種語言的消失，是一個民族消失的明顯前兆吧，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消失的絕不只是語言，在「馴化」（也可以說同化）的過程中，許多在地文化、生活價值，包括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覺中也大受折損，連帶在消失。
滿嘴粗話的人不見得會做出什麼惡事；相反的，滿口仁義道德卻喪盡天良、溫文儒雅卻滿肚子壞心眼，不是很多小說常刻畫的角色嗎？這是很淺顯的道理。
其實，粗話未必是弱勢者的專利；未必是無力者的嘆息。
君不見小說或電影，日治時期的警察，向升斗小民台灣人痛斥一聲：巴格耶魯（混蛋），通常再加上一巴掌，那是何等威風，誰敢吭聲？或是民國初年軍閥角色，狠狠大罵：他奶奶的之類的粗話，挨罵者還不是只能乖乖的唯唯諾諾。
即使鄉里土霸惡狠狠的×聲連連，氣焰囂張，鄉人只能裝作沒聽見，遠遠避開，不去招惹。
若是某種權威人物盛怒之下，當眾口出三字經乃至五字經，無論台罵或國罵，又是何等架勢，立即有一大堆擁護者，鼓掌叫好呼應：罵得好！那種人早就該罵。哪種人呢？為什麼早就該罵？應該有更深層的歷史思維、文化探索吧，以更理解，更包容的討論，代替情緒性或意識型態的對立，才有正面意義。
一樣是口出「惡言」，相較於被輿論全面撻伐，逼得必需低頭道歉，流淚向社會賠不是，還不罷休、繼續被追打的「下流人士」，豈能相提並論。
同款粗話、不同款對待；要看什麼款人、講什麼款語言的粗話，更要看指罵對象是誰、差別待遇太大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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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修養」的文化薰陶下，在「我不說髒話」的教化下，不願被貼上「沒水準」的標籤，我的農鄉已很少聽見台語的一字經、二字經乃至三字經、五字經，幾近銷聲匿跡。鄉親的語言修養普遍提高、斯文多了。雖然「道德修養」不見得相對提高，但這畢竟是好現象，確實是好現象，值得稱許。
然而隨著粗話不見了，推行國語政策的威力，也明顯發揮作用，表現在我們的下一代。
如今一般輿論大多強調，台灣是多族群多語言的多元社會，別搞「族群沙文」，應該平等尊重相待，但如何平等？怎樣尊重？
就像地球上許許多多瀕臨絕種、或已絕種的生物，就像全世界許許多多弱勢民族語言，尤其是沒有文字承載、流傳的語言，快速在消失，有心人士明知沒多大機會，仍拼盡心力去搶救，去維護、試圖挽回，「不甘」往往變成「不甘願」，不免有「偏激」言行，遭到「狹隘」之譏；台語（或說在台灣的閩南話、河洛話），便是其中之一，也岌岌可危。
粗略而言，六○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子弟，他們的子女，幾乎已很少能講、或願意講台語了。越是都會區這現象越嚴重，越早出現。如今連農鄉也快保不住。
我的厝邊隔壁，很多阿公阿媽，彼此交談仍使用台語，一轉頭和孫子講話，立即轉換國語，台語腔很重的國語。他們也會說：這樣才不會「輸在起跑點」。我最不習慣的是，從遠祖傳承下來，阿公阿媽這樣親的稱謂，雖然我們家還保留，但全鄉幾乎已被爺爺奶奶所取代。
我認識的幾位「台語」老師，台語詩創作者，非常積極推動台語，但他們的子女幾乎都不說台語。這是無法抵擋的大趨勢吧。
檢視我自己的文學創作，一方面很慶幸七○年代的「吾鄉印象」，延伸到「向孩子說」系列詩作，很自然的使用了不少來自日常生活的語言，因而更傳神的貼近現實。
我不會寫台語詩，因我未去認真學習台語文字書寫，但我多篇詩作如雨季、店仔頭、獸魂碑、曬穀場、泥土、蕃藷地圖……等詩篇，稍「翻譯」，以台語朗誦，效果特別好。
即使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的〈農婦〉、〈店仔頭〉系列散文作品，配合農村題材，加入不少農村語言、腔調，更有親切感。雖然很不足，總是還有些鄉土氣味。那是因為我長年跟隨母親耕作，和農民鄉親一起勞動中，多少有機會擷取母親和鄉里長輩及同輩，現實經驗中錘鍊而來，非常豐富、生動、充滿智慧的庶民語言。
另一方面則深感憾恨，我太欠缺語言自覺性，太不夠認真。
九○年代，母親晚年，稻作全面機械化，無需那麼多人工，老輩農民漸凋零，我也較少擔負農事，名為定居農村，卻是不改「讀書人本色」，「耕」作時間遠少於在家「讀」書時間，和鄉民的互動、交談漸少、漸疏離。
隨著閱讀而來的「文人氣」越重，從幼年講到老年的母語辭彙則不增反減，快速退縮、弱化，錯失許許多多韻味十足、又有趣、又有意義的俚語、俗語、乃至率性、野氣，生命力充沛，就像直指爭眼說瞎話的官僚，大聲喝斥：騙仔，這款逆天逆地的白賊話，也敢講出嘴，不怕咬斷嘴舌。那樣元氣淋漓而直接的言詞。
語言，固然是表情達意的工具，也是「控制」思想的工具。講何種語言，無關乎個人人品，卻牽連國族、文化、身分、情感等等認同、以及政治勢力介入、現實需求考量……非常複雜而微妙的因素，可以探討的影響層面太廣了。一種語言的消失，是一個民族消失的明顯前兆吧，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消失的絕不只是語言，在「馴化」（也可以說同化）的過程中，許多在地文化、生活價值，包括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覺中也大受折損，連帶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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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後小記：
語言自覺真重要。我國小曾在「國語文演講比賽」拿過好多次獎牌獎狀，也沾沾自喜。上國中的某天，阿公飯桌上一席話，讓我開始聽台語歌、學台語。猶毋過，袂赴予阿公聽到我會當用母親个語言講演，伊已經過身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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