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訪問一名出身台中的年長企業家張阿公（化名），彼時他已將事業交給兒孫輩，皈依佛門，在女兒陪伴下清閒度日。會有那次訪問機會，是他偶然對社長提到：「想欲寫一本回憶錄，有關退休之後的心境轉變。」
和受訪者碰面前，原以為是一樁平凡的公關合作，不外隱惡揚善云云。等到實際接觸，用臺語寒暄兩句，張阿公開口便說：「我讀台中工業學校兮時陣，因為糧食短缺，住宿生三頓攏是醬油澆白飯，我煞佮同窗in覕佇學寮內，提實驗室酒精燈煮白菜湯……」
我像童話糖果屋裡的小孩，被張阿公口中的一串串故事細節所吸引，不知不覺的走進他所居住的那片記憶森林。
張阿公講古時台語和日本話交替使用， 是純正台中腔口，一開始聽得略微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許多事件的發生順序，有賴他女兒從旁協助重新排列。譬如，張阿公頭一次見面就興沖沖分享自己年少輕狂的高中歲月，不難想像他以台灣人身分苦讀通過入學考試，能和殖民者的第二代在教室平起平坐，是多麼值得驕傲的心情 ；而有關伊細漢時的家庭環境，則直到訪問後期，才漸漸旁敲側擊得知。
我們聊起二二八事件其實沒有徵兆。那天預定訪談的內容本來是阿公為何放棄化工專業，轉換跑道當一名商人；他遂說起自己高中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到嘉義菸酒公賣局擔任稽查員，後來「頭路作袂落，只好轉去台中」。
我很好奇高工成績優秀、還是學校風雲人物的張阿公，頭路何以會「作袂落」？
繼續問下去，方知當年張阿公就讀的台中工業學校（今台中高工），在日本時代屬於五年制甲種學校（註1），畢業之後幾乎是保障進入大型會社就業。不料日軍在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因為不熟悉原有的學制，將甲種學校與丙種學校一律視為專科，張阿公反而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只得靠著校長推薦，取得菸酒公賣局實習稽查員的職位。
張阿公分發到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那年十九歲，是西元一九四七年。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初期，不論是政治局勢或經濟狀況都很不穩定，對於張阿公那樣一個滿心憂憤、無處宣洩的青年而言，眼見所謂「販賣私酒」的罪犯儘是些生活困頓、沒有能力尋求他處謀生管道的老人，為了貼補家用鋌而走險，一瓶私酒賣十塊錢，利潤只有兩角，就算賣個幾十瓶也賺不夠吃，而警察對於真正的私酒製造商，根本連一根汗毛也不敢動。
有一次，憲兵隊總算逮到一個私釀大戶，提報公賣局處理。這名業者的製酒規模非常大，釀造完成的酒存放在兩百八十公升裝的石油桶裡，整間工廠總共堆放有三百七十多桶，可說幾乎壟斷了大半酒類市場，導致嘉義菸酒公賣局的銷量不斷下滑。以往負責處理這個大戶的專員都曾拿過回扣，和業者私下談妥，查緝時只要準備一些工業酒精供專員帶回檢驗，就能順利逃過懲處。
受理憲兵提報的官員是張阿公的直屬主管，恰巧是留在臺灣協助國民黨維護工廠機械的日籍幹部，他知道這名年輕的實習稽查員血氣方剛，加上受過日本教育，或許不易受到賄絡買通，於是指派他前往蒐證。一到私釀工廠，業者如法炮製，拿出一瓶包裝好的酒精供檢查，張阿公識破這個老把戲，轉頭請人取下堆疊在最靠近天花板的大酒桶，從中抽出樣本化驗。
私釀大戶遭到搜查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嘉義分局，業務科科長以上層級的官員幾乎照三餐前來關說，張阿公知道他們都從不肖業者那收過好處，不想看到肥羊消失，面對說情一律回答：「樣品已經送實驗室化驗，結果尚未取得。」希望就此置身事外。有天回到員工宿舍，被管理宿舍的阿婆叫住，說有收到一個包裹寄放，他心知不妙，打開紙箱發現滿滿的紙鈔，當下連忙將箱子封起交還阿婆，佯稱物件寄錯人，看她怎麼處理都好。
整個行政體系的敗壞，可說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遠因。像張阿公或者日籍主管這樣，想要積極查緝非法業者的公務員，很難改變腐敗至極的國民政府，甚至面臨被迫調職、資遣。
退回神祕鈔票，心裡還在七上八下的張阿公，沒幾天就聽說「台北有軍人在街上開槍」，嘉義市民聞風反抗，甚至還看到嘉義中學的學生回學校拿槍對抗國民政府，以及白崇禧的軍隊進入市區鎮壓；那陣子街頭不分本省、外省人，車站前面每天幾乎都有四、五個人被槍決，遭毆打到奄奄一息的傷患，則直接被丟上卡車運走。
於是，張阿公體認到這碗公家飯可能是食袂落矣，一天夜裡收拾好行李，離開宿舍從嘉義步行返回台中老家。
二二八事件除了罹難受害者的家庭之外，我相信還有更多像張阿公這樣的人，他們身上未必有直接傷痕，提起往事總是輕描淡寫的帶過，甚至連兒女都未必知道。將這些事情記錄下來，歷史的正義才有轉機。
謹以此文紀念過去、現在和未來，每一個認真、勇敢、有機會展翅高飛的台灣人。
【註1】日本將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分成甲、乙、丙三種等級──乙種學校是台灣人為主的實業學校，屬三年制；丙種學校叫做職業講習所，主要是來以培養初級技術人才，只要一到兩年就能畢業；甲種學校同樣是實業學校，但是以日本人為主，必須念五年，後因戰亂亟需人才，臨時調整制度四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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