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前往光華倉庫觀賞一部多年以前的紀錄片，片名叫做《人民的聲音》；關於導演李道明先生的簡介，讀者可以參考位於台灣電影資料庫內資料，在此不多贅述。
《人民的聲音》一片拍攝時間點大約八○至九○年代的台灣，內容主要有幾個事件：中華紙漿廠與花蓮漁民、中油五輕設廠與後勁鄉民、將軍溪上游畜產業與漁權團體、萬金石地區與貢寮反核運動。這些在二十年前的新聞版面上可算是數一數二的大事件，恐怕不會輸給今日的大埔農地徵收案、國光石化案，乃至於中科三期的環評審查。
前兩天才在MSN跟范姜聊到：「是我的錯覺嗎？我怎麼覺得大學畢業之後，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事情多了起來，以前的社會真的比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嗎？」顯然事情沒有憨人想得那麼簡單，在看李導演的這部紀錄片後，我更堅信了之前自己所受洗腦、鐵幕教育的可怕，當年老師鮮少會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為什麼其他人民要上街頭、流血流汗的抗爭；如果我沒有住在貢寮念書長大，恐怕到成年都不會清楚，核四設廠是一件多麼鴨霸、單方面凌虐的事。
觀賞紀錄片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它與新聞不同之處在於，新聞一旦過了時效性，往往價值會大幅減少；但是紀錄片卻是隨著時間流逝，它本身蘊含的力量變得益發強大。在《人民的聲音》裡，我感慨於許多當時官員們的說辭，和現在新聞媒體上出現的記者會對照，僅僅只是換了一張臉孔的念稿子機器，如出一轍的播報：「這些開發建設（土地徵收），都是經過當地居民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意，我們必須尊重這些人的意見。」（詳見後勁鄉民對抗中油設廠動工前夕的集結大會）；而工廠主管在面臨環保稽查時的說詞也千篇一律是：「我們排放的廢棄原料，絕對是符合國家最新、最嚴格的環保標準……」但是在工廠外汩汩流洩的廢水卻是五顏六色，惡臭撲鼻，甚至有人來此地視察還不堪刺激性氣味而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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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影片內容介紹部分先暫時打住，以下分享幾則觀眾朋友與導演的問答（李－李道明導演、崔－崔愫欣導演）：
問：在紀錄片中，前環境保護聯盟會長施教授曾提出：台灣目前的環保活動還停留在「反公害抗爭」的階段，請問導演對此有何看法？
李：由於環保活動不是我的專長，我是拍攝紀錄片的人，因此恐怕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但在我看來，社會運作這幾十年來是類似的，多數人們不會去參加與自己無關的環保活動。像近期我有一些朋友，住在台中，原本對環保議題不甚關注，竟然因為國光石化案，跑來對我說：「以前我都不知道環保這麼重要！」（台下笑）
崔：代為補充一些細節，其實目前台灣環保活動已經趨向多元化，譬如像鹿港抗爭杜邦設廠、萬里金山鄉民抗議核廢料廠等案，都是在建設尚未實行之前就已啟動；現今更包括了對樹木、水源，乃至於其他多樣環境資源的捍衛行動，都顯示出我國實際上在環境保育運動上有積極進展的一面。
問：本片中完全沒有旁白的介紹，請問是否會擔心純粹的人物受訪無法客觀呈現中立意見？
李：那個年代，中立（假客觀之名）的報導在主流媒體上已經夠多了。我所擔心的是，那些弱勢到底有沒有發言的空間？這就是我拍片的目的，我不是要拍中立的紀錄片，而是要跟人民發聲的管道。紀錄片分作「經驗性傳播」與「知識性傳播」兩種類型，如果說Discovery那樣的影片是知識性濃厚，那我想要的就是一種經驗性傳達，透過受訪者的對話，直接比表達人民的訴求，還有那些官員的壞心，這部片裡幾乎官員的答覆都是公式化的。
問：為何片中受訪者沒有打上姓名或其他職稱？
李：我著重的是受訪者的身分，我想大家順著脈絡、背景看下來應該不難發現，現在在鏡頭前的這位是漁民、農夫、還是其他人，如果你們看不出來，那是我的問題。今天受訪者的身分，比他的名字或者擔任什麼職位來得重要。
問：在中華紙漿廠一案中有提到後續廠方提供漁業基金的補償事宜，但其他案件皆未明顯說明後續政府是否有對人民予以適當賠償，請問原因為何？
李：我不希望「賠償金」的問題模糊了焦點，事實上，這也是環保團體舉辦活動的罩門，在「反公害」階段就像阿基里斯腱一樣。人們很容易貼上標籤：「反正你們抗議就是要錢嘛！」那是不是國家只要用錢，就可以擺平環境的問題，這裡的生態就不會受到影響？人民的身體就能健康？這是好幾世人的問題。所以很多群眾其實打一開始就說，我們要的不是錢，今天如果有必要賠償，那是天經地義的，更重要的是解決失衡的生態污染。
問：在《人民的聲音》一片中，比較特殊的一個案子可能是將軍溪河口與上游畜產業的紛爭，導演你對於上游養豬戶的鏡頭關注似乎與拍攝一般官員的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李：因為這兩邊都是討生活的人民，今天養豬戶決定養殖場開設在地方政府所劃分給他的地方，這些產業土地規劃應當是政府的責任，而非業者本身。
問：有沒有想過拍攝像探索頻道《流言終結者》之類型態的影片？
李：那已經不是紀錄片了，而是電視節目。電視節目你必須考量的是抓住觀眾的目光，可能在節目一開始就必須先preview接下來三十分鐘的節目內容，用三分鐘的時間抓住人們目光，否則大家就會轉台。節目開始之後，又必須花三分鐘迅速講解本集主旨破題、每節廣告之前還需要做個小結；廣告回來之後，又要重新複習廣告之前的節目內容……很少有導演可以忍受自己紀錄片必須屈從這樣子的節目架構。我不能說這種方式不好，但是，這是不同型態的說故事方式。我自己也在學習如何說出吸引人的故事，這是我年輕時忽略的部份；我當時常認為，反正我拍的東西很重要，你們一定得看。
問：導演對於以從事拍攝紀錄片為職業的人是否有建議？當時自己轉身投入公視拍攝一連串紀實報導的影片是否有什麼契機？
李：這個，拍攝紀錄片根本不算一種職業，因為它不能賺錢嘛（台下又笑），充其量只能當做一種志業，台灣紀錄片導演工會裡頭有將近一千人，真正靠拍片維生的恐怕不超過十位。就拿我自己來說，當初為何決定轉換一下跑道，其實也不是什麼急流勇退，就是單純沒錢了，走得很不聰明。現在我已經逐漸擔任製片的角色，看我的學生們拍攝一些很不錯的作品，其中有一部談及二十五年來台灣原住民文化與處境的改變，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希望大家之後能多多支持。
李道明先生電影創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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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剛才的話題，這二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難道真的沒有什麼改變嗎？我想得比較樂觀，就如同愫欣所講的，在環保運動廣深觸角的萌芽發展之下，其實從事公民運動的整體人數是有增無減，而且拜網際網路所賜，有更多的年輕人與高知識分子會關注到生態議題。
在紀錄片尾聲時，播放的是當年貢寮反核大遊行經過羅斯福路台電大樓前的影片，這似乎是一柄將我回憶中那間教室封鎖門窗開啟的鑰匙，在彼時－－我才剛上小學沒多久，台北市道路中央還未劃分公車專用道，現場人們扶老攜幼，頭上皆綁著黃色反核布條。幾位民歌歌手在夜色降臨時，坐在臨時搭建的舞台邊緣，唱著用簡單和弦編寫的歌曲，台上唱一句，台下就應和一聲－－有那麼一瞬間，我模糊了視線，彷彿看到的就是農村武裝青年、黑手那卡西、拷秋勤樂團、打狗走唱隊等年輕一代，接下了當年那些發聲者的麥克風，用同樣堅定的音量，每年、每年的不斷唱下去，直到我們可以擁有一塊無憂無慮的生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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