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自由？這絕對是個可以寫十萬字的大題目，小時候我們都琅琅上口背誦「自由就是以不侵害它人的自由為前提」，這樣的定義固然沒錯，可是在實務的操作上不可避免的會遇到灰色地帶。
在解釋言論自由之前，我們必須討論：「自由是不是一種權利？」，因為如果認為自由係屬權利，那麼無可避免地會陷入「自由是可以拋棄」的謬誤中。有學者試圖將此定性成一種權利的例外，但我不覺得這樣的作法周全，特別是「自由」廣泛地充斥在你我周遭，又怎能忍受如此龐大的例外？
而更現實的情況是，絕大多數的「權利」都是透過既定法律加以規範的，換言之，在法治國原則下的民主國家，「權利」必須要遵循法明確性原則，清楚規定在條文中，使公民了解到自己享有投票權、考試權；父母對子女擁有撫養權；直系血親卑親屬對父母身後的財產有繼承權；……等等。
反觀「自由」，我們僅可在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以下至第二十三條為止，找到諸如：
1.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等抽象不確定法律概念，固然這些概念可透過司法院大法官加以解釋，但同時也仰賴人民自動自發地爭取。所以我主張「自由不等同於權利」，「自由」更趨近於一種高潔的人性理念，我刑法學上的恩師林東茂教授曾云：「這是冰冷生硬法律條文中難得一見的溫暖。」
2.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3.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自由是一種理念，國父主張的「真自由就是不干涉他人自由的自由」，之所以很難被推到極致，就是因為人類是群體動物，一個人的絕對自由就是獨裁；因為除了他以外，其他人的自由都受到了侵害，這也是為什麼通常自由的國家，也往往是民主國家的緣故，因為自由的「表現」可以經過「程序」獲得保障*1。實際上，法律的種種限制，與其說是限制自由，不如說是保障自由不受他人侵害。例如法律明訂不可隨意侵入他人住家，否則屋主是可以逕行施以保全手段－－這就是一種經過程序（立法過程），用來保障你的房產不受到他人「自由」的霸佔的演進。
因此「自由」如果要在生活中獲得實踐，必須有幾個前提：
1. 有希望受自由保障的人。而在第三點提到的「行使權利」只是爭取「自由」時的手段，並不能視為代表「自由」的本旨。對於不認同「自由」這項信念的人來說，其實自由對他們已無意義，更遑論是否拋棄、選擇不要這種「權利」了，因為在這些人心中，「自由」打開始就不存在。
2. 人們也認同自由需要爭取而來。
3. 人們透過行使各種權利，爭取屬於他們的自由。
※
針對這次高雄影展籌辦單位擬定的播放片單、並希望在活動當日播放的行為，我認為不折不扣的是屬於一種言論表現自由的展現。廖元豪教授曾以白話闡述「表現不受限」的真諦：「什麼是言論自由？就是你可以選擇在『你喜歡的地方』、『用你高興的方式』和『說你愛說的話』，只要你的言論不會侵害到其他人的自由。」
顯然當初計畫這份片單的朋友就是希望透過這七十部影片傳達某種「集體概念」，不論你贊不贊同，只要傳達這項概念的行為並未妨礙我們的自由，任何形式的限制均不妥當。
如果今天我們因為別的國家（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而無法在這次影展會場的大螢幕播放我們原訂計畫中的影片，那麼言論自由中的「在選定的環境」、「以特定的方式」等兩項內涵就已經蕩然無存。
有人會說：「不過就是換個地方、換個時間放影片嘛，有那麼嚴重？」
然而，我們從現實的角度看，在「影展活動期間的公開場合」與「平日期間的小型舞台」播放，不論聽眾人數、一般大眾接收資訊的程度都有顯著的差異，講更白一點，如果這個自由的表現地點與表現方式無關痛癢，它為什麼會被壓迫、會被阻擋？對利害關係人而言：打壓這樣的活動是有價值的。
也有些可愛的朋友表示：「不要讓這次的影展活動泛政治化。」，我相信他們一定是熱愛電影、不希望活動被搞砸的善心人士；但很遺憾的，政治本為管理眾人之事。人們的生活從來就與政治脫不了關係，難道因為《Schindler's List》一片可能會觸碰到德國某些政治敏感議題，我們就限制導演Steven Spielberg不去拍攝？
藝術不會刻意去只談政治，當然它也不會刻意迴避政治，始可稱之「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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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序性保障一詞多見於行政法領域的討論之中，最常見的四大保障措施在於：「告知義務、資訊公開、迴避制度、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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