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不能同理的理性

週日參加一場推廣無障礙生活的公益路跑賽。比賽中有項活動，是邀請目力良好的參賽者，蒙上眼罩跑三公里的距離，體驗視障選手比賽的心境；這讓我想起前陣子由漸凍人協會發起的「冰桶挑戰」，前者是以外物遮蔽雙眼，後者是藉由低溫刺激肌膚，透過感官的仿擬，讓一般人體驗身障或罕病者的處境。

類似的活動通常宣傳效果良好，但我們不能高估這些行銷噱頭的影響力。當身體或心靈擬作某種自己從未經歷過的狀態時，或許帶來衝擊，但衝擊能否轉化成與那些受折磨者同樣比例的正向能量，成為改善生活的助力，我是抱持困惑的。

同樣的疑惑，也在參與聲援社運行動時出現。

我們曾近距離目睹過鎮暴警察揮舞鐵棍，或在Youtube上看到警方破門闖進士林王家、機場旅館逮人的畫面；但我們多數沒遇過至親好友讓便衣國安人員帶走，進入警備總部就再也無緣相見的記憶。然而，我相信此時此刻，在香港地鐵站附近群聚的人民，也未必都有過那般一想起就會感到劇痛的記憶。

我認為，行動力量的轉化，不當然來自於親身的體驗，高度文明所養成同理心則是必須的。當你看見一人、一市、一國的遭遇，進而會思考，在那個陌生時空下生活的人民，可能會有怎樣的心情？若要完成整個反芻的過程，最不需要的大概是「同仇敵愾」或「血氣方剛」，最迫切渴望的則是「理性的想像」－－這種想像，剛好是臺灣人在成長、教育過程中最欠缺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