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丟臉的事

我真正對楊儒門有印象，是在大學畢業後，因為參觀農學市集，去了幾次臺灣農村陣線舉辦的抗爭活動，主要訴求是修改從未隨時代演進，而有所調整的土地徵收條例。

某一場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遊行，人不算多，我坐在第一排，看見一名方面大耳，笑容燦爛，肩膀寬闊得像是可以擔起雙人份米袋的年輕人走上臺演講，我記得他那天是閒聊自己在歸農以後，使用農機的心得，真正關於公理、正義、良知什麼的字眼從沒出現，或許這些事情他本來就不是掛在嘴上，而是踩在腳底，每踏出一步，都會在軟軟的田土上烙印出自己的信念；更有可能的是，上一個階段該說的，該做的事，在二○○七年假釋出獄那刻就已經畫上句點。

到底楊儒門做了什麼？大家可以在改編的電影劇情裡窺見一二，記得白米炸彈新聞剛出現時，我就讀大學，彼時自己對於政治、經濟議題全然無知，未如許多大人說的那樣，「學生就該顧好念書的本分，國家大事等長大就懂了。」我明明是個擁有投票權的大學生，卻對楊儒門貼在爆裂物上「反對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等字條茫然不解，這才是應該感到丟臉的事。

等到讀了楊儒門的相關資訊，才發現他所追求的「公平交易」，而非「自由貿易」理念，扎扎實實的打動了我。曾經以為臺灣是個自由國度，後來才發現，我們僅僅是在亞洲其他相對獨裁、人權落後的政治陰影包圍下，奮力發出微弱亮光。電影開始沒多久，導演就透過一個楊儒門與阿公阿媽共進晚餐的場景，道出早年政府是如何透過「提高國家利益」的經濟政策，從農民身上榨擠一滴滴的血汗。那天農會來收水租，阿公明明記得自己已經繳過了錢，但偏偏找不到收據，阿媽則在整疊的（多如牛毛的稅賦呀）單據裡，想要翻出那一筆曾經被剝削利刃劃過痕跡－－明明井水是自己鑿的，老天缺水的時候，國家也不會出一分力，為什麼我們還要繳水租？正當阿公憂煩的當下，楊儒門帶著弟弟楊東才走進家門，東才手上拿著一塊麵包，阿公更火了：「咱種的米都已經賣不出去了，你更呷這美國人做的麵包，真正氣死……」

在那個時代，人民未必知道國民黨政府在接受大筆大筆的美國金錢援助的同時，也開啟了美國剩餘農糧輸入臺灣的大門－－鼓勵人民多吃麥，少吃米，在學校開辦營養午餐，以麵包牛奶作為主食，特許大型企業利用美國技術在臺設立化肥工廠，搭配農藥教導農民學習慣行農法，提高單位面積農作生產量。於是，臺灣每平方公尺的稻米收獲一度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們的農業卻被視為土俗、落伍的產業。曾聽一位老農說，過去因為作農這途沒出脫，較巧的少年人都去都市讀冊，較憨慢的才留下來種田，其實種田上需要的就是智慧，水路安怎牽，蟲害如何對付，這攏愛靠頭腦來解決啊……

過去我們曾經有聰明的農人，從荷治時期就開啟了溝圳、埤塘灌溉系統，還有因應不同地勢（平原、山地）、特殊物種（蟲害）所開發出來的農具，譬如貢寮一帶耕作水梯田的農民使用竹子編成「蟲篩」，不必噴洒農藥就可以驅趕糞仔龜。這些大家透過辛苦換來的白米，卻往往因為政府一念之間的政策，而成為揮之不去的沉重負擔。

有人說，自由貿易有失有得，臺灣的農民必須要因應競爭，準備轉型呀。我要說，如果一場田徑賽，對手站在比你更靠近終點線的一公里外等待鳴槍，這不叫公平競爭，而是經濟罷凌。關稅制度的存在，便是為了平衡區域產業經濟的保護，自由開放則是另外一種談判的籌碼，無論走向兩者任一的極端都不是健全的常態。

楊儒門被特赦時，理由是「其情可憫，並已服刑年餘，表現良好，應無再犯之虞」，我確信如此，因為他何必再犯呢？那些罪行，早已隨著十七顆炸彈，迸現最真切的爆炸聲，穿越了四千多個日子來到今日；我一度以為爆炸沒有傷到人，其實啊，我們心裡那條丟臉的靈魂早就死無全屍了。在當今一味信仰「自由化」等於「經濟成長」的風向裡，用迴盪的聲波告訴臺灣公民：「公平」是另外一個更該被看見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