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8月 15, 2012

挫傷的語言◎吳晟

挫傷的語言◎吳晟/2012.8.6

有人說:粗話是弱勢者無助的嘆息。以我的體會,粗話是「無路用人」可憐而卑微的精神武器。粗話確實也是一種暴力,確實惹人生厭、不舒服。但我要強調,講粗話和個人修養有關,和人格高尚與否,絕對沒有必然關連。

1

1975年我以「吾鄉印象」系列組詩,和管管同時獲得吳望堯基金會設置的第二屆現代詩獎。

當年還很少文學獎,較容易引人矚目;更重要的是這個獎項的執行者,評審委員之一詩人張默,做事風格非常認真用心,從通知得獎到頒獎典禮那段時日,不斷接到相關訊息,提醒我得獎的榮耀。頒獎典禮辦得十分盛大隆重,多家媒體來採訪、報導,鎂光燈閃不停,感覺很受到重視。頒獎典禮後,寄來乙套整理好的照片,保存光采畫面。

評審委員選了我一首詩:「雨季」,做為代表作,刻在獎牌上。這首詩分為四節,每節最末一句都以「伊娘──」開頭。

伊娘──這款天氣

伊娘──這款日子

伊娘──這款人生

伊娘──總是要活下去

主辦單位要我上台領獎時,朗誦這首詩,透過某家電視台「實況轉播」,「伊娘──」小小流行了一陣子,成為幾位文友和我之間談話、問候的親切語助詞。

我以台語朗誦,確實有特殊韻味、特殊效果。數十年來在很多演講場朗誦這首詩,聽眾都覺得很有趣,頗受歡迎。似乎成為我的「招牌詩」之一。

這首小詩先單獨發表於1970年屏東農專校刊「南風」。1972年8月〈幼獅文藝〉以單排形式刊出我十三首「吾鄉印象」系列組詩,「雨季」即為其中之一,可以看做「吾鄉印象」這組詩作最初始的原形。

當初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寫下這首詩,幾乎完全背反那個年代晦澀當道的現代詩風,尤其是「伊娘」的起始句,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其實原先是寫三個字,也就是通稱的三字經,我再三斟酌,理智上期期以為不可,感情上實在捨不得放棄。

如此困惱了好幾個月,反覆推敲,有天夜晚躺在床上,望著窗外的月光樹影,久久不能入眠,忽然靈光一閃,有如神明來指示:那還不簡單,把第一個字動詞去掉,只保留「伊娘」二個字,也不要再接什麼名詞、受詞。我豁然開朗,一躍而起,太好了,就是這樣,沒有任何指涉,單純是一種發語詞、感嘆詞,可以隨著聲調變化表露不同情緒。

若是音調壓低,如「伊娘,這款人生」是無奈、怨嘆;等同唉;若是音調上揚,如「伊娘,怎樣」是挑釁,不服;如「伊娘,這款人」是憤慨、不平;若是音調平平,如「伊娘,人生海海」,則是些許喟嘆又有些看開的人生哲理。

而且,伊是他,又不是罵你。我有時候會自我膨風一番,「雨季」這首詩所以普遍受歡迎,別小看「伊娘」的奧妙呢,當年若不敢使用這個語詞入詩,不可能如此適切表達那個時代農村農民的生活情緒,但若直接使用三字經,則廣大讀者勢必難以普遍接受。到了八○年代,鄉土文學興起,我曾讀過多首使用三字經、乃至五字經、七字經的詩,顯然反應不良,還受批評,這不只牽涉詩境貴在含蓄,語言收放之間的拿捏,有很大差異吧。

2

我之說為「台語」,是依「約定俗成」的稱謂,不牽涉任何意識型態。台語是我們這一輩約占百分之七○以上的台灣子弟,從幼至今共通的習慣用語,有人則認為這是「語言霸凌」,主張非改為「閩南話」不可,亦即認同乃是中國的「方言」之一。

怎樣的霸凌?誰霸凌誰?各有不同情況的「委屈」吧?

國民政府來台,全面推行國語政策下,大多數老師都超乎認真,執行得很徹底,鄉野學童從小為了「講方言」受盡罰錢、罰站、挨打、掛狗牌等屈辱,平素語言表達吃大虧,連相罵都只會重覆「怎樣啦」,在老師面前結結巴巴講不清;語言壓抑,常內化為潛意識的自卑、自我歧視。

我的成長時代,農村社會,鄉民普遍木訥寡言,不擅言詞,不懂得講什麼大道理,生活中又有許多氣憤不平與無奈,三字經成為最直接最簡便,發洩情緒的語言。只有動詞的一字經或「伊娘」二字經,固然也通用,但還是以三字經最普及,平常講話,不經意就會講出口,即所謂的「口頭禪」,沒任何意涵;吵架時更不可免,五字經、七字經都紛紛出籠,人人習以為常,聽而無聞,並不覺得有何刺耳。在這樣背景下長大的台灣子弟,誰沒隨口說過三字經呢?

然而等到我去縣城讀中學,不少同學因為這個口頭禪,吃了不小的苦頭。

我們路途較遠的同學,住在學校宿舍,管理舍監是位童軍老師,規定非睡覺時間不可關起房間門。初二時有個假日晚上,無須晚自習,幾位留宿未回家的同寢室室友,關在一個房間內玩撲克牌。有位同學惡作劇,在外面關掉電燈總開關,霎時一片漆黑,挨大家一陣臭罵。

隔了不久,電源又被關掉,房間內又一陣漆黑,有位施姓「牌友」大罵聲:幹你娘,誰又在作怪。房門立即被踹開,童軍老師怒氣沖沖出現,確定是施姓同學罵人,捉起來拳打腳踢,一面打一面怒吼:你敢罵我娘,你敢罵我娘……。

多麼堂皇正當的理由拳打腳踢,施姓同學只能唉唉叫,無從申辯。

高中三年級,我當班長,某節自修課,幾位同學在鬧矇眼猜謎的遊戲,有個王姓同學被矇眼很不爽,隨口而出:幹你娘,叫你不要來。這時正巧教官走進教室,走到這個同學後面,誤以為是衝著他,拳頭立即捶向這個同學的背部,咬牙切齒講一句:你敢罵我娘,再捶一拳。

我這位同學得過全縣健美比賽冠軍,即通稱的健美先生,體形魁梧,家庭背景又有些勢力,倏地站起來,握緊拳頭,怒眼面向教官,教官見狀,拋下一句:你到訓導處來。轉身離去。

我看情勢不對,也陪同這位同學去見教官,試圖向教官解釋,這只是口頭禪,沒有什麼惡意,何況,我保證不是針對教官。教官執意不聽,臉色難看,一口咬定我的同學罵他娘。

我這位同學很不甘心,逕自離開辦公室,回教室背起書包回家去找人來理論。當然是不了了之,拳白挨,又留下辱罵師長的罪名。不然要怎樣,又能怎樣。

3

伊娘,等同於他媽的,他奶奶的;X你娘,等同於X你媽……以此類推,統稱為粗話。每個民族每種語言,都有形形色色的粗話或髒話,都有所謂的三字經,本應同等看待。但在台灣社會很奇特,其他語言的三字經,顯然遠遠不如台語三字經那麼敏感、那麼犯禁忌;特別是在抗爭場合或選舉造勢場,面對龐大的體制暴力集團,激憤情緒下,脫口而出從小熟悉的這句「母語」,可慘了!在媒體聚焦反覆重播,眾多名嘴群起而攻之,正義凜然的圍剿下,彷如罪該萬死,人品毀於一旦。

個人失節事小,更慘的是,連累整個陣營一起拖下去,順勢打成「一丘之貉」,都是如此卑賤下流。

卑賤下流還沒關係,最可怕的是,抗爭的焦點被粗話所取代而被邊緣化、被模糊化,甚至完全轉移;例如挾開發為名,強徵土地、被迫離開家園的農民,逼不得已站出來抗爭,悲憤至極,講了一句粗話,就被指稱為「暴民」,什麼訴求都變成非理性暴力,什麼道理都徹底輸掉無地講了。

講粗話和做惡事,哪一種可惡?一句粗話和一件惡事熟重?如果這句粗話是針對這件惡事而發,只指責這句粗話卻放過指涉的惡事避而不談,不去探究癥結何在,不知是基於什麼邏輯?是何其弔詭不可理喻。

有人說:粗話是弱勢者無助的嘆息。以我的體會,粗話是「無路用人」可憐而卑微的精神武器。「厲害」的人罵人何需用粗話?

世間可憎、可惡、可恨、可怕的語言不計其數。比起許許多多冷嘲熱諷、尖酸刻薄、惡毒造謠、煽動仇恨,乃至替當權塗脂抹粉,謊話連篇的學術研究;縱容摧殘環境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矇蔽良知充當護航……等等知識人伶牙俐嘴的語言,冠冕堂皇傷人、害人、坑人、蹧踏人性於無形。粗話、台語三字經,看似很「強」,往往只是逞一時之快,是多麼卑微而無力呀!殊不知有句台灣俗諺比喻傳神:「強」驚「凶」,「凶」驚「無天良。」(再強的人也強不過橫霸者,再橫霸也強不過沒天良者。)

粗話確實也是一種暴力,確實惹人生厭、不舒服。但我要強調,講粗話和個人修養有關,和人格高尚與否,絕對沒有必然關連。

一種語言的消失,是一個民族消失的明顯前兆吧,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消失的絕不只是語言,在「馴化」(也可以說同化)的過程中,許多在地文化、生活價值,包括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覺中也大受折損,連帶在消失。

滿嘴粗話的人不見得會做出什麼惡事;相反的,滿口仁義道德卻喪盡天良、溫文儒雅卻滿肚子壞心眼,不是很多小說常刻畫的角色嗎?這是很淺顯的道理。

其實,粗話未必是弱勢者的專利;未必是無力者的嘆息。

君不見小說或電影,日治時期的警察,向升斗小民台灣人痛斥一聲:巴格耶魯(混蛋),通常再加上一巴掌,那是何等威風,誰敢吭聲?或是民國初年軍閥角色,狠狠大罵:他奶奶的之類的粗話,挨罵者還不是只能乖乖的唯唯諾諾。

即使鄉里土霸惡狠狠的×聲連連,氣焰囂張,鄉人只能裝作沒聽見,遠遠避開,不去招惹。

若是某種權威人物盛怒之下,當眾口出三字經乃至五字經,無論台罵或國罵,又是何等架勢,立即有一大堆擁護者,鼓掌叫好呼應:罵得好!那種人早就該罵。哪種人呢?為什麼早就該罵?應該有更深層的歷史思維、文化探索吧,以更理解,更包容的討論,代替情緒性或意識型態的對立,才有正面意義。

一樣是口出「惡言」,相較於被輿論全面撻伐,逼得必需低頭道歉,流淚向社會賠不是,還不罷休、繼續被追打的「下流人士」,豈能相提並論。

同款粗話、不同款對待;要看什麼款人、講什麼款語言的粗話,更要看指罵對象是誰、差別待遇太大太大了。

4

在「有修養」的文化薰陶下,在「我不說髒話」的教化下,不願被貼上「沒水準」的標籤,我的農鄉已很少聽見台語的一字經、二字經乃至三字經、五字經,幾近銷聲匿跡。鄉親的語言修養普遍提高、斯文多了。雖然「道德修養」不見得相對提高,但這畢竟是好現象,確實是好現象,值得稱許。

然而隨著粗話不見了,推行國語政策的威力,也明顯發揮作用,表現在我們的下一代。

如今一般輿論大多強調,台灣是多族群多語言的多元社會,別搞「族群沙文」,應該平等尊重相待,但如何平等?怎樣尊重?

就像地球上許許多多瀕臨絕種、或已絕種的生物,就像全世界許許多多弱勢民族語言,尤其是沒有文字承載、流傳的語言,快速在消失,有心人士明知沒多大機會,仍拼盡心力去搶救,去維護、試圖挽回,「不甘」往往變成「不甘願」,不免有「偏激」言行,遭到「狹隘」之譏;台語(或說在台灣的閩南話、河洛話),便是其中之一,也岌岌可危。

粗略而言,六○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子弟,他們的子女,幾乎已很少能講、或願意講台語了。越是都會區這現象越嚴重,越早出現。如今連農鄉也快保不住。

我的厝邊隔壁,很多阿公阿媽,彼此交談仍使用台語,一轉頭和孫子講話,立即轉換國語,台語腔很重的國語。他們也會說:這樣才不會「輸在起跑點」。我最不習慣的是,從遠祖傳承下來,阿公阿媽這樣親的稱謂,雖然我們家還保留,但全鄉幾乎已被爺爺奶奶所取代。

我認識的幾位「台語」老師,台語詩創作者,非常積極推動台語,但他們的子女幾乎都不說台語。這是無法抵擋的大趨勢吧。

檢視我自己的文學創作,一方面很慶幸七○年代的「吾鄉印象」,延伸到「向孩子說」系列詩作,很自然的使用了不少來自日常生活的語言,因而更傳神的貼近現實。

我不會寫台語詩,因我未去認真學習台語文字書寫,但我多篇詩作如雨季、店仔頭、獸魂碑、曬穀場、泥土、蕃藷地圖……等詩篇,稍「翻譯」,以台語朗誦,效果特別好。

即使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的〈農婦〉、〈店仔頭〉系列散文作品,配合農村題材,加入不少農村語言、腔調,更有親切感。雖然很不足,總是還有些鄉土氣味。那是因為我長年跟隨母親耕作,和農民鄉親一起勞動中,多少有機會擷取母親和鄉里長輩及同輩,現實經驗中錘鍊而來,非常豐富、生動、充滿智慧的庶民語言。

另一方面則深感憾恨,我太欠缺語言自覺性,太不夠認真。

九○年代,母親晚年,稻作全面機械化,無需那麼多人工,老輩農民漸凋零,我也較少擔負農事,名為定居農村,卻是不改「讀書人本色」,「耕」作時間遠少於在家「讀」書時間,和鄉民的互動、交談漸少、漸疏離。

隨著閱讀而來的「文人氣」越重,從幼年講到老年的母語辭彙則不增反減,快速退縮、弱化,錯失許許多多韻味十足、又有趣、又有意義的俚語、俗語、乃至率性、野氣,生命力充沛,就像直指爭眼說瞎話的官僚,大聲喝斥:騙仔,這款逆天逆地的白賊話,也敢講出嘴,不怕咬斷嘴舌。那樣元氣淋漓而直接的言詞。

語言,固然是表情達意的工具,也是「控制」思想的工具。講何種語言,無關乎個人人品,卻牽連國族、文化、身分、情感等等認同、以及政治勢力介入、現實需求考量……非常複雜而微妙的因素,可以探討的影響層面太廣了。一種語言的消失,是一個民族消失的明顯前兆吧,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消失的絕不只是語言,在「馴化」(也可以說同化)的過程中,許多在地文化、生活價值,包括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覺中也大受折損,連帶在消失。



文後小記:

語言自覺真重要。我國小曾在「國語文演講比賽」拿過好多次獎牌獎狀,也沾沾自喜。上國中的某天,阿公飯桌上一席話,讓我開始聽台語歌、學台語。猶毋過,袂赴予阿公聽到我會當用母親个語言講演,伊已經過身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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